天涯故事（陶傑）

2008/09/24

我家的印尼女傭蘇姬，工作多年之後，辭職了，因為回家鄉結婚。高高興興地離開，才兩星期，長途電話打給香港的姊妹哭訴，蘇姬遇到了她無法解決的難題。蘇姬十三歲來香港，回家結婚時二十四歲，她的父母為她配婚的男人，也剛從日本當男傭回來，一心以為門當戶對，小倆口都擁有一點點「國際視野」應該很幸福。然而，蘇姬回到印尼鄉村，首先受到村民責難，問她為什麼把頭髮剪得那麼短？然後質疑她穿短褲子，大腿暴露在外，像一個妓女。「那麼她的新婚丈夫有沒有挺身保護她？」我在電話中問蘇姬的印尼女友。「沒有，他還跟村民同一陣線，嫌這位妻子作風不正派。」蘇姬的姊妹幽幽地說。「這就怪了。這個男人在日本當過幾年傭僕，不，家務助理，多少有點見識，他應該知道女子剪短髮，穿短褲子，不等同天性淫蕩，為什麼他不據理力爭？」我追問。沒有辦法，在所謂「傳統習俗」和「人性自由」的衝突之間，他只能選擇「道德」的那一邊，而不是愛情的這一頭。蘇姬回到家鄉，本來很開心，但她的少女時代，在前殖民地香港成長，性格和打扮的口味，多少有了一點「國際化」，回到印尼，她很難適應，在虎視四周的眼光之下，她成為孤獨的異類。我委託這位中間人，向蘇姬致以慰問；在清末的中國，有一個女人叫做秋瑾，她去日本留學了幾年，回到江浙家鄉，作男裝打扮，身上還帶着佩劍，號稱女俠，為小腳婦女出頭，也一樣遭受打壓，視為異類。蘇姬回到印尼，不是想像秋瑾一樣，推翻政權，她只想下嫁，靜靜地過着自己喜愛的生活。她在香港打工多年，積了一點錢，以為找到一個「留學東洋」的老公，從此有了歸宿，沒想到一回去，是麻煩的開始。這種悲劇，不是什麼「文化差異」，而是文明和野蠻的衝突，一個小女孩，在文明的地方生活久了，回到原來的居地，一場暴風雨，早晚要到來。「蘇姬很想念香港。」她的朋友說。「如果不如意，歡迎她回來，我家的門，永遠為她開放。」我叫她的姊妹傳話。面對人家的「國情」，你還可以做什麼？除了默默放下電話，為這位天涯小褓姆遙寄一串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