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上街示威後浪推前浪 籠裏作反顯黑幕重重 前浪

kipposhi

一、

「八十後」的社會活動是近來備受關注的社會現象，對筆者來說，意識到這些關心政治社會議題青年存在的，還是去年「聖誕」後劉曉波被重判十一年徒刑後的事；「八十後」為此加入香港以泛民為主的市民抗議行列，譴責北京專制踐踏憲法並呼籲釋放劉曉波，在和平示威不獲對方回應後，甚至不惜與警方衝突而衝擊中聯辦大閘；接着有數十「○八憲章」的香港青年聯署者到中港邊界羅湖橋請願……；他們在反興建高鐵為菜園村村民討公道上更擔當主流角色！

針對「八十後」現象，本報去周發表了不少理性分析的大作，而一些「小文章」如七日秦漢〈懵懂的八十後〉及九日蔡俊發〈二千年種子種出今天「八十後」〉等，都有啟發性。筆者認同「八十後毋須為柴米擔憂」，而經濟上的滿足很自然地令「年輕人變得更有政治自主性」，這種看法與認為人民充分享有消費主權後便會關心政治進而爭取政治權利的說法，一脈相承。

「八十後」並非都會上街抗爭，因此應把之一分為二，現在所談的都應稱為「上街八十後」亦是大家口中的「熱血青年」，他們抗議社會不公平、反對專制政治，反映的正是特區和北京政府管治方法的缺失。在七十年代以前二、三十年，中國對香港青年的統戰頗為成功，暖情洋溢的課外活動、恰到好處的「政治學習」及數度回國旅行，多少吃資本主義的奶長大、受惠於殖民地制度的富正義感學子馬上「赤化」（他們中不少直至「六四」後才「去赤」），然而，這種潛移默化的宣傳工作，在八十年代後已難收成效，這並非統戰人員辦事不力，而是資訊的開放，令青年們對世界有更直接的理解和更客觀的評價，人們不會被「片面之詞」說服，更重要的是讀得多看得廣進而能夠獨立思考的人愈來愈多，這使「有關當局」對西方社會「陰暗面」的揭露與批評，不能為大多數「見過世面」或關心時事的學子接納。練乙錚七日指出與「八十後一同成長」的「八九．六四」及有關香港前途的多項政治議題，令被拒諸民選大門外的港人唯有走上街頭，是中肯的評論；而「上街八十後」不過是這些人中激情外露及機會成本較低的一群。

「上街八十後」的有些行動看似頗不理性，但筆者以為在他們衝動憤慨下面隱藏着的是深思熟慮的理性。

新加坡政府七十年代便很重視「青年問題」，擔心他們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可供三代同一屋簷下的組（公）屋設計，便是有遠見地紓解隱患於無形的做法。三代同堂家庭中老輩，多少對年輕一代的偏頗想法（遑論行動）有約束力，這許是這些年來在嚴厲族長式管治下該國青年很少有「越軌」活動的原因。不過，別說處於網絡無處不在的年代這種辦法已不可行，即使香港亦建這類大面積的公屋（在地產商杯葛下肯定無法實行），在貧富兩極深化民怨深積「室內司徒華」（這是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政治術語」，許多不敢公開表達對北京不滿的富裕階級以此名自嘲；現在也許要改為「室內長毛」？）日多的環境下，前輩鼓勵後輩「上街」也許更普遍！

二、

「上街八十後」和平抗爭活動的權利，不可被褫奪；然而，筆者不同意認為他們「高學歷要找低工資工作」及「置業變成更遙遠的夢想」（本報轉載閭丘露薇的博客文章）因此憤世的說法。首先是，當今教育普及，人人高學歷，等於高學歷者人浮於事，薪津不高是普遍現象；其次是，置業應為事業或職業有成後的事，絕非一出校門或甫上班便應如此。這二種「不公平現象」俱經不起剖析，因此不應構成「上街八十後」不滿現實的理由。

事實上，筆者認為在「奇異點已近」（○九年九月九日本欄）的二十一世紀，「發財」機會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應放眼世界，千萬要擺脫「發水樓可以致富」的思想羈絆，亦不可存「入內地才有機會」的想法。回國內工作當然不錯，但其政制及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令「公平競爭」基本不存在，因此並不是一般港人理想工作之地、創業之鄉；而「發水樓」肯定很快會成絕唱，北京對香港影響愈大（隨着五十年不變之期日近，這無可避免），「發水」程度相應受規範；大家不可忘記，中共的最終標的在建立人人可分享經濟果實的公平社會，任何巧取豪奪的營「商」手段都會受淘汰！

三、

特區政府沿襲港英的決策程序，作為最高決策當局，過去是「港督會同行政局」，現在架構依舊，只是稱謂略改，行政會議仍然是特區行政長官的最高顧問；可是，最近接二連三出現行政會議成員與政策不對口徑甚至唱反調擺明「對着幹」的言論，顯示特區決策層內部極不和諧的異象，令人錯愕。鄭經翰去周五的「大班人語」以〈道不同不相為謀　梁振英是辭職的時候了〉為題，可算鞭辟入裏，情理「法」兼備，是難得的好文章。

對於政府決策層的「內部矛盾」，不知內情更不了解人事任命內幕的人，不必花心力去作皮相之談；惟從表象看，筆者卻愈看愈胡塗──

甲、行政長官曾蔭權早已定期鞠躬下台，此時以行政會議召集人（行政長官首席顧問？）身份對他作公開批評，是否有「敦促」曾氏步其前任後塵未終任便求去的用心？看近來行政長官的權力來源在公開場合對他還算客氣的政治表演，曾氏安全着陸可期。如果這種假設不致遠離事實，那麼，梁氏是否項莊舞劍，矛頭指向處事顯得規規矩矩的其他有意角逐下屆行政長官的港府官員？曾蔭權如此不濟你還蕭規曹隨，豈非同樣無法作有效管治，因此不配亦不應出來競逐！

乙、曾蔭權對梁振英的「違規」言行不滿，不必諱言，但一向火氣甚盛的曾氏，何以不把他辭退代以志同道合之士？港督辭退行政局議員，並非沒有先例，曾氏選擇「啞忍」、「任罵唔嬲」，固可視為突然轉性擺出與他的性格格格不相容「宰相肚裏可撑船」的姿態，但更接近事實的是，梁氏（和不少紅彤彤的人）可能是北京安排在行政會議的棋子，曾氏因此知道「一字記之曰梁，炒不得」！夾在北京和香港民意之間，行政長官的確不易為。

梁振英「不按牌理出牌」，效果如何，有待分曉；但在效果未顯之前，大家已可看出不少問題。

信報

kipposhi

道不同不相為謀 梁振英是辭職的時候了

2010年1月8日

鄭經翰
道不同不相為謀 梁振英是辭職的時候了

元旦大遊行泛民放棄以政府總部為終點，示威請願對象改為中聯辦，已惹起部分輿論批評特區政府管治威信受到衝擊。周五立法會財委會表決興建高鐵香港段的撥款，以八十後一代為首的民眾包圍立法會，也直接挑戰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

特區政府上下當前正須團結一致對外，捍衞管治威信，身屬政府骨幹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竟然在此時此刻火上加油，在美國一份網上季刊Hong Kong Journal撰文，批評特區政府對未來前景缺乏願景，制定的政策不但未能解決社會內部面臨的挑戰，更窒礙社會向上流動，令近九成港人無法分享香港的經濟成果。不難理解，梁振英的倒戈相向，即時成為《南華早報》的頭條新聞，對政府的殺傷力，實在不下於元旦大遊行和反高鐵事件。

身在建制 批評政府

梁振英身為行政會議召集人，雖無實質權力，但身份地位崇高，等同港英管治時期行政局的首席議員，他的一言一行，自然引起各方關注。事實上，梁振英公開發表與政府政策相違背令政府尷尬的言論，已非今日始，並且曾經引起輿論及社會人士如田北俊的批評，認為明顯違反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對此，梁振英辯稱外國政府領導人在上任前擔任部長或內閣成員，即使在同一政府內工作，亦有不同想法，但意見不同也可以共事，並舉出英國工黨貝理雅與白高敦的關係為例，說明「這就是政治」。

梁振英的例子是典型的不倫不類，因為英國搞的是政黨政治，白高敦在擔任財政大臣時，經常批評首相貝理雅，重點在其領導才能，對於工黨的政策，由於是工黨的集體決定，白高敦根本不會批評。香港的行政會議是決策機構，集體負責，有份制定政策的成員公開批評政府，客觀政治效果肯定會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又豈能不令公眾另眼相看？

默認有意角逐特首

平情而論，梁振英刻意與政府唱對台戲，目的並非真的針對政府，當然也不是什麼諍言，而是二○一二年的特首競選工程一部分而已。說實話，由支持最低工資到誇誇其談社會貧富懸殊惡化，從傳媒訪問、論壇逢請必到至上肥媽廚食節目扮親民，梁振英過去多個月來的競選工程的確做得不錯、成績不俗，至少民調立竿見影，過去不為社會大眾熟悉和受落的梁振英，最新的民望也升上兩位數字，大大收窄與其對手的差距，以至早前聲稱「Ｎ屆也不會參選特首競選」也沒有人相信的梁振英，近期已悄悄改變口風，默認有意角逐下屆特首了。

梁振英是香港的社會精英，早在港英管治時期，已被當權者積極培育成為治港英才。中英爭拗期間，梁振英備受前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兼親中紅人安子介力捧，年紀輕輕，已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其後魯平又垂青有加，梁振英的仕途可謂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一度被視為回歸後首任特首的熱門人選。在中央的積極扶持和照顧下，長袖善舞的梁振英差不多成為所有來港上市的中資紅籌機構的御用測量師，如魚得水，輕易建立雄厚的個人經濟基礎和人脈關係，為日後在政途上更上層樓鋪路。

可是，梁振英的優勢也吊詭地成為了他的弱點，那就是在普羅市民的眼中，他是典型食政治免費午餐的既得利益者，有權利、無義務，對社會缺乏承擔。老實說，在絕大多數港人心目中，除了基本法諮委會的工作外，沒有多少人可以說出梁振英的「政績」，他究竟為香港做過了什麼，大家都不甚了了。坦白說，如果梁振英真的願意承擔，過去已經可以接受政治任命出任問責局長，又或退而思其次也可像葉劉淑儀一樣參加直選。如今泛民五區請辭作變相公投，梁振英也可披甲上陣迎戰。反之，梁振英有些事蹟卻予人以權謀私、唯利是圖的印象。

記得華懋興建摩天大廈荃灣如心廣場時，因高度影響航空安全，受民航處反對，梁振英便曾經不顧行政會議成員身份衝突，代表客戶王太與當時的地政規劃局局長梁寶榮交涉，結果在法律訴訟時備受法官非議，看到今天他在網上撰文批評杜拜興建摩天大廈不環保，覺今是而昨非，雖然可取，也不無矛盾的地方。因此，梁振英長期民望低落，予人只是戀棧權位的野心家形象，實在不無因由。

予人媚美不良印象

不過，自從開展競選工程後，梁振英的公眾形象的確改善了不少，認識梁振英的市民也日益增加，對其爭奪下屆特首寶座，肯定大有幫助。可是，礙於《選舉條例》對競選費用的限制，梁振英無法也不會願意承認經已展開競選工作。但用批評政府來提高自己的聲望，其實可能效果適得其反，尤其是今次選擇在美國刊物發表對政府的抨擊，更予人「站在城頭罵漢人」和媚美的不良印象。須知道，親中人士和梁振英，過去不也是經常批評李柱銘一類泛民人士不應跑到外國去聲討政府和爭取民主嗎？如今自己依樣葫蘆，不是荒謬諷刺得很嗎？

為梁振英和政府着想，我認為梁振英應該知行所止，當機立斷，即時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職位，一來可以避免令政府尷尬，恢復行政會議集體負責制的威望；二來願意作出犧牲，可洗脫戀棧權位的負面形象；三來回復自由身份，大可一如王永平名正言順地批評時政，大大有利提高民望，為競選特首造勢。這樣做肯定可以樹立榜樣，讓其他在建制內有意角逐特首人選效法，大大有利香港政治文化的發展。

然而，忠言逆耳，我相信自己以上的一番肺腑忠告，梁振英是聽不進耳的。但不說白不說、白說也要說，為己為人，梁振英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是時候了，也肯定是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