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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peter236 於 2012-7-7 13:19 編輯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7-06/140324726173.shtml
1937年8月21日，英國《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關於抗日的中國國民政府軍士兵的報道。編輯用一張靜待出擊的普通士兵肖像作頭版。這名士兵粗糙的臉龐、堅毅的眼神即使在75年后的今天還是能讓人感到熱血澎湃。圖片由秦風老照片館提供
“二戰”的序幕
文 李鴻谷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演習中，一名日本士兵“失蹤”，日軍憑此借口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鐘后，這個士兵已自行歸隊，但日軍大隊長仍下達命令，攻擊宛平城。此時已是次日凌晨4時50分……
這是“盧溝橋事變”的開端，隨后這一事件演化成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
75年后，我們重新回看這段歷史，價值何在？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般史論的重點，在於研究這一“偶發事件”為何演變成中日兩國全面的長時間的戰爭狀態。以“事件”之因，來探求戰爭之果，如此短促的邏輯結構——顯微鏡般的考察，事件“事實”越清晰，其在歷史進程裡的意義卻可能越模糊。“盧溝橋事變”，何嘗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結果，作為一種轉折性的因素，它又導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此，才是正當的歷史觀。因而，時至今日，當我們有條件以相對豐富的史實為基礎，可以拉開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大的空間，在中國自身現代化過程與全球性格局的互動關系裡，重新審視這一事件的價值，我們的結論，當然不同。
領導以北伐為標志的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需要解決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這實為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所面臨的國家性難題。北伐成功后，蔣介石的選擇是：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亦即“先安內，后攘外”。這一道路，歷史學家郭廷以先生的評論是：“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可。”
所謂“勢所不許可”，以中日兩國關系觀察，“九一八事變”后的不抵抗，失去東三省，按“后見之明”的研究者的歷史復盤：日本執政當局亦有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別，當時國民政府雖無能力全面對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於日本當局，遂使軍人集團氣焰日彰。其結果，軍人集團一路狂飆，演進至“盧溝橋事變”之時，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擴張之心侵略之行，再無國內的制衡之力。內外之間，略有閃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難以收拾。
“九一八事變”，以及東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如果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傳統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國家，其特殊之處，按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所論：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現代化轉型之際，中國與現代化先發國家——“中國/列強(帝國主義)”的矛盾，才是我們理解晚清以及民國，甚至當代中國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自鴉片戰爭開始，其后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海戰，無不是傳統中國“忍無可忍”之下被動而倉促的應戰。也差不多無有例外，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動蕩。第二次鴉片戰爭，甚至內(對抗太平天國)外兩場戰爭，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戰，結果顯現：“李合肥一人對一國。”(梁啟超語)中國內部的糜爛，已無能力以一國之力應對外侮。這當然悲哀，卻是事實，亦是傳統中國結構性矛盾之必然。
對抗外侮，已無動員並組織一國之能力，清亡，沒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強壓迫下，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國家，便是當政者歷史性的挑戰。
北伐的成功，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十年民國，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現代化氣象。這是最近被廣泛注意的所謂“民國范”。但是，我們稍稍認真觀察一下當時中國整體性格局，情緒將截然相反——1928年，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傷20萬人；1930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為回教軍人的天下；1934年，擁兵3萬、反復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於前……西北中國，並無寧日。而東南沿海，1932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西南地區，軍閥割據的四川，劉文輝、劉湘、鄧錫侯與田頌堯，民國以來，大小戰爭多達480余次。
中國的統一，徒有其表。民國范兒，其實可憐。1931年，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並應對兩廣軍事的蔣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變”。外患未因內亂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歷史學家徐中約論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劃挑唆‘滿蒙自治運動’歸於失敗之后，這種觀念卻越演越烈”。
1931年，長江、准河以及大運河水災肆虐，致使中部10個省份14萬人被淹死，25萬人流離失所。而同時，中國又深陷內部動蕩與局部沖突。日本關東軍精心選擇這一時刻，完成了對沈陽的佔據，隨即又在百天之內，完成了對東三省的佔領。與歷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軍國主義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來源。
“九一八事變”作為一種轉折，中國結構性的內外矛盾由此轉換，外侮——對中華民族生存的挑戰，上升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內”，當然不再正當。但是，東三省雖為日本人所據，而這一政策卻仍在運行中，沒有更張之意。因而，“九一八事變”許多復盤與推演，完全放棄抵抗而導致日本軍人集團勢力的全盤領先，便是結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邏輯而論，6年后，“盧溝橋事變”爆發，華北亦將可能重蹈東三省舊途。據有華北，日本往南可以推進到華東與華中，並進佔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奪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直至貝加爾湖——蘇聯的大部分國土。而這一套戰略邏輯，之於中國，蔣介石當然意識到其間深刻的國家危機。在當年7月17日的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他說道：“我們的東四省(當時行政區劃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隻是，內部如此糜爛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之力以抗日寇嗎？1937年，這個國家到了必須回應這一挑戰的關鍵時刻。應對此次危機的廬山會議發出了明確而響亮的聲音：“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一個月后，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我們拉開時間的距離，前溯至1840年，自鴉片戰爭始，接近100年后，中國的歷史揭開新的面貌——“盧溝橋事變”后，這個國家整體性的被動情勢，由此改變。“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備應戰，而決不求戰……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后關頭，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這當然不是實力比較的計算所能得出的結果，這是一個民族到了最后關頭必需的選擇。歷史自有邏輯，統一的獨立的中國的建立，亦即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需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需要經歷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復雜格局並最終打垮日本，中國才能開啟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創建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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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7-7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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