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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對自己不誠實
「文革學習班，個人崇拜好厲害，要早晚在毛主席像前滙報，在靈魂裏鬧革命，要鬥私批修，老毛所說，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我讀過〈禮運大同〉篇：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毛澤東把它變成不將自己兒子當兒子，要把別人兒子當兒子，還說我們的思想已超越大同，我心裏面的感覺，哈哈……」
從反右、大躍進、文革初期、至四人幫倒台，一個在左派圈子裏打滾過的人，從矛盾到失望及否定，他很容易就說出一段清晰的內心獨白：「寫作時，受作家劉賓雁影響好深，他被打成右派，我好震驚。好多時，發生事，你懷疑，但又要對付自己：『你不應懷疑，應該相信。』要不斷說服自己，有正面信息，告訴你那是個別小事，不影響大局。人用各種各樣理由欺騙自己，是自己洗腦，有時不是人洗你的腦。是你自己相信，或你自己有利益。要徹底否定，是好難，你要用很多理由說服自己。我們說：前途是光明，道路是曲折。王思華六四後過世，他生前說過：前途光明看不見，道路曲折走不完。原來光明與道路都是假象，人會慢慢變，我變得快些。寫作要忠於自己，最初為共產黨政權辯護，要慢慢走出來。要放棄好多擁有的？還是要變成腦殘的人？人好難否定自己，是很痛苦。」
最終，他選擇忠於自己的信仰，忠於自己的想法。以前寫文章誤導了人，他做檢討。人是可以改變自己的認知，但不可對自己不誠實。「我獨立思考，好早有覺醒。但很多人在體制下，離不開。」
最痛苦是思想獨立，現實環境卻很難分割。
「有好多掙扎，因為我與左派關係好深。」
「掙扎甚麼？」記者問。
「利益。」
「甚麼利益？」
「離開左派陣營，太太要離開左派工作單位，每個月提供的住房，不能再住，現在說來長篇。」
他當時辦的《七十年代》月刊，是左派雜誌。依靠讀者、作者與周邊相關人士人贊助投資，掙扎了好久，大半年時間，才真真正正讓思想改變化成立場與圈子的改變。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看到林彪的下場，明白這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自此，他傾向對任何掌權的人抱懷疑態度。「我們辦報寫文章的人，一定要置疑，對任何掌權的人懷疑，對掌絕對權力的人絕對懷疑。所以，真正挽救香港特首或政府班子，只有通過人民授權，否則一定要懷疑。因為權力使人腐化，尤其權力來源是如此絕對。」
他認為，認識國家，一定要知道真相，要相信事實。但中國已成為他口中的謊言之國。「一位印度哲學大師說過，若你相信一樣東西是絕對真理之時，你就是準備要說謊了。」為何中國可以在謊言中集體受催眠一樣，全國假貨假話變成常態，就如上街買豉油卻必然說成去買 麪。
「你講大話人家都知道，為何仍當是策略，為何相信有效？」
「因為一旦拆穿了謊言，權力沒了，我看不到中國有何出路。溫家寶常說要改革，卻總也不肯公開自己的財產。百分之九十的中央委員，都有財產或家屬在外國。好奇怪，掌權既得利益的有錢人，要移民，但天光至天黑都叫人愛國。正如政府高官推愛國教育，自己子女在外面讀書，自己講都知自己不相信。」
謊言鞏固權力，現在的既得權力與利益，比以往更大更難放棄，最後最悲哀的選擇，是相信謊言。「蕭伯納說，對說謊者最大的懲罰，不是別人不再相信你，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事實。你不再相信任何人是最悲哀的，不相信任何人是個災難。」
中港憲法精神大不同
從中港兩地意識形態的不同，李怡認為香港推行中國模式的國民教育，是推行一個謊言政權的延續，不但對下一代是災難，也是整個社會走上災難的開端。在香港，國民教育只能是公民教育的一部份。他曾經愛國也曾經愛中共政權，漫長的思想與認知改變，已經很迂迴曲折了，「一位國學大師說：國是無功無過的，黨是有功有過的，對國，我是無條件的，它越窮我越愛。黨，有功有過。你一塌糊塗，我怎去愛你。他對我影響很深，孫中山、楊衢雲愛國，都是基於中國苦難，不是因為要發達。愛國教育，叫人認識中國文化，就要認識中國苦難，就要知道六四、李旺陽事件。若愛國教育叫你愛黨，愛甚麼？你這麼醜陋，我怎去愛你？」
記者：冼麗婷
攝影：馬泉崇
老愛國廖瑤珠，在法律的認知裏，把個人與國家的關係，說得最透徹。她反對中國憲法51條：個人行使自由與權利時，不可損害國家、社會和集體的利益。相反，她努力協助催生《基本法》39條，認為個人自由及權利，除法律規定以外，不受限制，而法律的限制，亦不能與兩條相關的國際人權公約相牴觸。香港小憲法精神與中國大憲法精神是相反的，「中國是國民國家，香港是公民社會。兩者不容易並存。」
以往為了國家，他認為可以犧牲一下自己，現在擁護法治，都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這是一個從左走到右的人對國家的視野。而當年與他一起讀左校的同學，命途不一。「好多同學，被動員回國，讀大學，滿腔熱誠，最後灰頭土臉回來。我太太的同學，是周一嶽的姐姐，在英文書院讀得很好，因為愛國，到華南師範大學物理系讀書。回國就被懷疑，認為她爸爸在教育司署工作，沒理由送回國，一定是特務。海外關係變原罪，若不是左派，更不應回來。所以，好多人入香島後回大陸讀書，會後悔。」
而他自己，前半生跌跌撞撞，如他所言，雖然艱辛，最少一直忠於自己，「寫作上，算是得一些人信任，自己相信自己。」70年代，曾有人給他訊息，希望邀請他當政協委員。「當時40多歲，我拒絕了。寫作的人要拒絕。向北望好傻，你越是依靠他的權力，他越是看不起你。」
「像你由左轉右而又成功的人，多不多？」
「好多呀，第一個是查良鏞，羅孚也是共產黨員。受左校教育的有陶傑、何守信，好像施永青也是。你越是知道情況，越是批判尖刻。堅林（《蘋果日報》副社長林平衡）都是啊，他好明白好清楚的。」
還有不少一生緊跟左派的同學，雄心壯志逐漸在現實消失，最後覺醒時，已經掉落社會的低下層，「在香島教書還好，有些人，我知道打住家工。左派學校，一來資格不承認，二來不適應這社會，好可悲。左派對他們的員工，比資本家還要刻薄，好高級的，都住好細好差的舊樓，靠微薄退休金過日子。在左派電影圈發展的，有些更是晚景凄凉。」
兩年前，李怡開始學習拼音輸入法，用電腦打稿，「打 KMJY就打出國民教育四個字了，比以前手寫快多了。」76歲香港著名作家，走自己的路，越曲折，越精采。他的愛國教育經歷，是不是與當下計劃推行的國民教育有一點交錯，可以思考，正如他這樣一個從左派裏醒悟的人，現在，還是 keep thinking，鍛煉思考，不讓自己凋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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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1-17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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