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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曆了1983年的“嚴打”行動,對那次行動還真的有很多很深的印象,這麽多年過去了,今天又看到很多人重提舊話,當年親曆的一冪一冪不免浮上心頭。
83年“嚴打”行動開始時，我還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既當時的公安部隊的一員，站在關押罪犯的看守所的大門口，無數次看著被關押人員的進進出出，見到了太多的真實的案件，也見到了太多的犯了這樣那樣罪行的人從這裏走出去，或生或死，有些人從這個門出去，走向了新生，有些人從這個門出去走進了地獄。現在說起83年那次“嚴打”行動，確實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錯判了。那次“嚴打”甚至被一部分西方國家汙蔑爲——“83年中國大陸大屠殺”。當然，這其中更多的包含著部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攻擊，但是，當時的“嚴打”嚴過了頭確也的確是真實的，當時的黨中央在“嚴打”鬥爭開始後，也很快發現了這個問題，“嚴打”行動沒多久，中央就下文件提出了要求，不得錯殺錯判。過雖過了，但也絕對沒有達到個別人所說的那種程度——那種濫殺無辜的程度。象有些文章所說的，先後或同時跟十多個異性發生性關系而被槍斃的人確實有，在全國也不是一個二個，因爲這跟當時的刑法是有關系的，當時的刑法裏的流氓罪最高是可以判死刑的。當年，開封市有一個叫“胖妮兒”的女青年，就是因爲跟二三十人發生過性關系，而被槍斃了，後來據說，這個女青年有生理疾病。不過，當年大多數被槍斃的人在當時都是有法可依的，只不過是被從嚴了，使用了當時法律規定的最高限而已。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嚴打”行動的當天，各地抓人無數，很多地方的看守所人滿爲患，關押不下，只得臨時找地方關押，我當時所在的縣，就臨時找了一個空著的三層辦公大樓，用來關押人犯，而且每個房間都關得滿滿的；有些地方用來捆綁犯人的繩子（就是那種小手指粗的繩子）都賣得脫了銷，警察是連夜到處買繩子。行動的第二天早上，各派出所、刑警隊向公安局或看守所押送行動中被抓的人犯時，能找到在貨車的用車送，找不到車的就用繩子把人犯的一只手綁在一起，綁成一串，徒步把人送到分局或看守所。這一情境在當時引得萬人空巷。
最爲壯觀的是槍斃犯人的刑場，說壯觀這個詞好象有點太不人道，但我真的想不起來該用什麽詞來形容，法院槍斃犯人，在平時最多也就七八個，很少有一次超過十個的，但“嚴打”開始後，第一批槍斃的犯人，我省的鄭、汴、洛三市每個城市都在一次都在四十人以上，最多的達到五十多人，僅我當時所在的一個小縣城，第一批就一次槍斃了十一個，這在那個小縣是曆史上至今最多的一次，也許是唯一的一次了。一次性槍斃五十個人，跪在刑場上黑壓壓一大排，我除了用“壯觀”這個詞外，真的不知道該怎樣表述了。當時槍斃犯人，不象現在可以進行注射，那時，全部都是武警戰士進行槍決，一聲槍響（因爲部隊要求射擊人要聽指揮員的命令同時開槍，所以聽起來就好象是一聲槍響）幾十條生命同時變成了屍體。因爲當時要槍斃的犯人太多，而行刑的武警戰士又不夠，所以各地到槍斃犯人時，都需要臨時從友鄰單位調動武警，幫助行刑。
回顧當年的“嚴打”行動，確實是有點“嚴”過了，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種“嚴打”行動對穩定和維護社會治安，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也留下了很多的後遺症，我個人認爲，最大的後遺症就是反感甚至仇恨司法機關的人多了。你想，抓一個人或者殺一個人要涉及到這個人多少的親朋好友，特別是那些錯殺錯判的。可以說從那時候起，就奠定目前很多人反感甚至仇恨政法機關的堅實基礎——君不見，在論壇上一有罵公、檢、法的貼子就會跟貼無數，我覺得都跟那個有關。當時在嚴打行動期間，公、檢、法三家是聯合辦案的，也就是說，每抓到一個罪犯，就是現在的犯罪嫌疑人，不是象現在那樣，先是公安審，然後檢察查，最後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二個人，坐在一起共同審問，一次定型。審完以後，各單位出各單位的案卷，共同研究一個罪名，定出判多少年。所以當時的審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說達到了中國法制曆史上的效率之巅。正是因爲快審快判也就難免忙中出錯。
有一個人在那次“嚴打”行動中被判了死刑，而且真的被槍斃了，可能很多人沒有想到，如果是在現在，這種事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至于那個人是不是被錯殺的，我就不知道了，這個人的罪名我已經想不起來了，反正是非常的出人意料，那就是總司令朱德的一個孫子，嚴打時，在上海被槍斃掉了。
83年的嚴打鬥爭早已成爲煙塵往事，留給我們的有經驗，有教訓，而嚴打行動直到今日仍在繼續。但是我們相信，在法制越來越健全的今天，錯殺錯判的事情正在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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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0-5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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