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特接受大陸專訪,聲稱特區政府要「適度有為」,改變過去「積極不干預」的理財思維。
所謂「積極不干預」是一九七九年時任財政師的夏鼎基,對香港工商界發表講話,不經意提出來的一句話。夏鼎基當時聲稱:殖民地政府管理香港,是當有人要求政府要出手干預時,政府忍手施行「積極不干預」。自此「積極不干預」就像「十月革命炮聲一響,向我們帶來社會主義」,香港人津津樂道,認為是英國對香港管治成功的「核心思想」。
「積極不干預」不是一種思想,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夏鼎基只是就六十年代郭伯偉提過的「不干預」,強調一次。這句話不只是講給要求殖民地政府多做保母的香港工商界聽的,更是講給英國政府聽的。因為英國國會時時有工黨議員來香港訪問,認為香港多窮人,滿山木屋,居住環境衰過印度孟加拉,回到英國,多次在國會告狀,認為殖民地政府的管治要改善。
所謂「積極不干預」,不論郭伯偉和夏鼎基,講給六七十年代以威爾遜、卡拉漢為主流的工黨政府和工黨議員聽。當然夏鼎基也以不干預而令英國殖民地香港取得空前經濟繁榮而感到光榮。因為五十年代,兩次大戰之後,英國百廢待興,邱吉爾被選民趕下台,工黨的艾德禮上台,將英國全面向社會主義左轉,任用凱恩斯為財金顧問,大灑金錢,改建倫敦和其他工業城市的貧民窟,推行公屋政策,免費醫療、增開大學。
五六十年代,英國根本沒有錢,英國官員多次去美國,向美國政府借錢。借錢回來則推動社會福利主義,艾德禮在適當的時代,適當地做了適當的事,社會福利主義穩住了英國經濟,但英國整體來說,帝王風光不再,政府仍然相當窮。
但郭伯偉和夏鼎基管理中國人的香港,卻反其道而行,絕不實行社會福利主義,反而將香港當做實驗室,看看「資本主義在社會福利真空」的狀態下,到底可以「去到幾盡」。一九四九年中國赤化,逃來數十萬難民。後來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一九六二年也逃來上百萬饑民。戰後,在英國的優良管治之下,雖然大陸封閉,借香港為外匯窗口,令香港在東西方出入口做獨市生意,但同時中國在毛澤東時代,也不斷扯英治香港的後腿。香港英治政府無法推行社會福利,而毛澤東則源源提供難民。
三四十年代,香港的窮人沒有住山邊木屋的,再窮也住西環的走馬騎樓的三四層唐樓。看看香港的粵語長片變化,就明白:電影「一板之隔」、「十號風波」、「火忽憂蘭」,講的都是戰後香港大量湧現貧苦大眾後,居住擠逼、生活困難。左傾的編劇和導演,乘機在電影裡販賣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剝削、將來窮人如何應該翻身。戰後的調景嶺木屋是國共內戰造成的,不是港英。九龍城寨內的窮人、白粉檔、脫衣舞場所,也是清代中國的遺物。英國人撒手不管九龍城寨,讓中國人清楚看到:由中國人自己管治的地方是如何亂七八糟。
近日香港有人紀念六七暴動,沒有問題。但指「六七暴動」是因為「港英造成貧富極度懸殊」則是胡扯蛋。英國祖家五六十年代尚自顧不暇,沒有多餘的金錢補貼這個華人難民突然密度大膨脹的殖民地。其他如百慕達、處女群島、福克蘭皆人煙稀少,只有香港,華人的人口包袱是個負累。
英國管治香港有菩薩心腸,你說「積極不干預」,其實一有餘錢,也照樣建醫院。艾德禮風格的痕跡處處可見:伊利沙伯醫院、華富邨、九年免費教育、居者有其屋。麥理浩來到,開始引入艾德禮五十年代初成功的干預政策。
夏鼎基一九七九年說,香港政府「積極不干預」,是唬騙香港中環不懂經濟史、也不了解英港兩地現狀的香港高級華人。夏鼎基此說,本屬無心,主要對象是英國朝野。想不到,香港人將這五個字,像大陸人民將馬克思學說當做聖經,一直到曾蔭權做特首,也掛在嘴邊,確實令人發笑。
梁特今日說:要改變「積極不干預的思維」,這句話已經是外行。所謂「積極不干預」,要看清楚夏鼎基的上下文:有商人要求政府干預時,政府拒絕,這叫「積極不干預」。政府花錢拆木屋,改建勵德邨,不叫違反「積極不干預」。香港移交之後,董建華上台,早已經到處干預,如一九九八年金融風暴,特區政府應輿論和商家的要求,用儲備入市,已經改變了夏鼎基的「遺訓」(如果你認為這是子孫應該跪守家訓的話),如果有地產商向梁振英要求發展米埔,或在青山屯門要一片土地建英國寄宿學校,身為特首,欣然答應,這就是干預。
不論有無英國人的遺訓,香港一旦缺乏英國人管治,一定走下坡。這是文化的客觀定律。如果中國人懂得自我管理,九龍城寨百年見證:九龍城寨早已經是另一個日本的京都,而不是一個中國罪惡城,令中國文化專家萌生獵奇觀賞之心。十八年來,香港「特區化」之後,不論干預也好,不干預也好,過去和將來,也都是失敗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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