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戰爭以中國勝利七十周年大舉紀念。閱兵不是誌念和平的國際政治正確語言，因此英美歐東南亞官方元首均不應邀出席。日本首相安倍最後關頭也不去大陸贈興另有目的的「閱兵式」。紀念「抗戰」，紀念出一個行政外交的小亂局。

中國戰爭雖然日本正式戰敗，戰勝的名義上是中國，實際上是美國，這一點已經是常識，不必再囉唆。不提美國的原子彈，為什麼說中國沒有真正戰勝？看看中日戰爭八年，中國報紙的報導，便知道今日中國人慶祝所謂「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應該有點臉紅。八年戰爭之中，日本的報紙固然有看點，民國民主時代有新聞自由，中國報紙更好看。

日軍打來的時候，中國官場腐敗。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山半月刊」這樣記載：

「工作人員皆為錢財而來，工作必無興趣可言，辦公之原則亦以無過為最高理想。其稍有天良、盡忠職守者，上下必議之曰好出風頭，時將有斥逐之險，由主掌長官這保存地位計，揣摩上司心理，逢迎達官貴人，但求取閱於上。」

這就是抗戰初期中國官場的作風，與今日的大陸和香港本質一樣。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時事類編」有此文獻：

「公務員公私生活的重大問題，就是缺乏前線上奮鬥的精神。多少與抗戰脫節，尤其後方的公務人員，每日簽到，機關重重掣肘，巧於推卸責任，懶於自告奮勇。優越才是頹廢失望，高位者忙於酬卓奔逐，低職者苦於生活收入之計較，枯燥工作之暇，會求聲色之樂。」

這就是「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寫照。國軍在前線打仗，後方城市的官場中人，吃喝消費、貪污、受賄、包姨太太。這樣的民族，日本人怎會看得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的「全民抗戰雜誌」這樣講：

「一般同事每天除所謂工事外，只知上館子、玩女人、打牌。每日聽到他們的談論，只是些：今天新開了一家什麼茶館好，又是一個清唱館子來了一個漂亮姑娘，還是老張老李在南京的舊相好。從來就難聽到他們關心國事的話。這兩天廣州的淪陷、武漢的撤退，看了他們那種腔調，又好氣又好笑。他們埋怨：『這一下子完了，中國只有亡國。廣州人給日本佔着，我們將來回家也困難，到了重慶這個倒霉的地方，哪裡有上海南京和北平好。』這就是國難嚴重下的公務員生活，雖不能說全體，但有目共睹中，恐怕也不少了。」

一九四○年四月四日，重慶「大公報」的「渝市點滴」：

「前線苦鬥的血火，對比着後方無恥的荒淫。物價的高漲跟來的卻是更大的消費數字。政府限制輸入非必要品的結果，是女人的胭脂抹得比平日還紅。外匯跌落的影響，是商品裡舶來品大量的增加。來源稀少的東西最易脫售。海味禁止輸入後，酒席店的生意愈來愈擠。提倡節約之後，酒樓站着候座的十倍於昔。捐寒衣可以無結果地延遲，電影院卻不會一席有虛。生產運動叫喊如雲，但資金寧願在市場的低利息下睡……」

以上這段報導非常有趣，除了中文比今日的垃圾華文漢語出色，重慶「大公報」當年左傾知識分子充斥，文人眼界未免憂國憂民，以寒酸為風骨，所以看不慣市面旺盛。但是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雖然中國正在抗日打仗，重慶已成陪都，但重慶還有一個龐大的飲食零售消費市場。市場之手無形而巨大，這隻手摑打了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的面孔。他們認為全國應該勒緊肚皮，不該消費。雖然中國政府也有「共赴國難」的呼籲，但基層市場、中產階級、政府官僚和工商界，只要有點錢，都「睬你都傻」，照樣作樂消費。

由文化角度，這是中國人自私短視、萬事為了自己溫飽肚皮的民族基因。但是由市場經濟角度，卻無可厚非。因為貪生怕死是人性、打仗犧牲由別人去做傻瓜，自己安全就可以徵逐飲食聲色，這又是中國人的天性。

比較同時東京的報紙，你就會看到：日本全民對於「東亞聖戰」，即使不積極投入，也知道是國家民族危急關頭。中國前線抗日的官兵捍衞的雖然是中國的土地，但同時卻為這樣的一個民族，捍衞極為庸俗的飲食生存權。在這個時候，毛澤東的中共心理戰術，向左傾知識分子和滿腔熱血的大學生入手，鼓動他們鄙視其父母長輩，即有功效。看見重慶這種報導，當會明白為何國民黨即使抗戰勝利，日後的內戰也一敗塗地。

閱覽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各地的報刊就會知道：不論國軍將士捐軀多少，後方政府機關、各層官僚對於政府嚴令抗戰、緊縮動員，皆陽奉陰違，將官頭目乘戰爭抗大個人專權，安插親信。當然其中也有許多熱血忠精之士，忘我奮鬥，但正如上文指出：耳聞目睹的壞人惡事在所不少。

這一切在所謂紀念抗戰七十周年、被政治宣傳衝昏頭腦的人，是不會有分秒想到的。但如果你清醒，置身事外，看四周的喧囂，默不作聲，心中微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