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中，什麼是輸，什麼是贏？應先訂定準則，否則雙方都各自宣稱勝利，便十分無聊。今次是美方主攻，中方是被動地捲入戰局，所以輸贏的標準首先要看美國能否達到其戰略目的，及中方能否排除美方干擾，繼續按自己目標前進。

美國的目標是什麼？兩個多月前中美談判後發表聯合聲明說貿易戰不打了，但隨後美方卻反悔還是要打，中國有過了這經歷，估計已不再相信美國的某些人，並認定他們的終極目標只是要美國永續霸權。

中國雖然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最高國策，無意浪費資源與美爭霸，但中國的迅猛發展使到美國有些人坐立不安，相信若現在不遏抑中國，將來恐怕要不情願地與俄羅斯合作才能多抵擋一會，「修昔底德陷阱」不易破解。雙方勝負的標準應是美國有無能力阻止到中國，無論在經濟或科技上都冒升到世界第一。

貿易戰不但要有目標，也有代價。代價來自它是雙面刃，扭曲了資源配置，傷到了對手時，自己也受傷。例如關稅不但減低了別國的生產，自己的消費者也要付出更高的價錢。設立關稅的國家隨時損失比對手更大，難怪美國有不少不認同特朗普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根本不需回應美國的貿易戰，讓特朗普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便可。

小國若無貿易，後果嚴重，人民可能活不下去，但對大國而言，因國內不同地區可貿易，貿易戰帶來的破壞低很多。同行徐家健教授最近在友報撰文引述美國學者的研究，正好估算出美國若完全閉關鎖國，GDP損失只是8%，但中國閉關損失卻會高達11.2%。若估算正確，我們可知貿易對這兩國的影響不是這麼大，且影響力相若。美國GDP是中國1.5倍左右，美國GDP 8% 絕對值正好約等於中國GDP 11.2%的絕對值。

特朗普及香港某些評論人似乎認定，貿易中有盈餘者便是贏家，有赤字便是輸家，而中國對美貿易有3,700億美元盈餘，所以中國是討了美國便宜，一搞貿易戰，中國失去的出口額比美國輸華的出口額大，所以美國必勝。這是很膚淺的看法，是十九世紀的經濟學。中國對美有盈餘，意味着中國輸出很多商品給美國，換回的是價值較低的商品，加上一些印鈔機印出來並無內在價值的紙張，中國把這些紙張當作儲備，美國便不用再生產有價值的商品以換回這些鈔票了，所以美國赤字愈大，愈顯出她佔了大便宜。不過，因為中國輸美產品中有超過三成的元件非中國所造，以及在服務業貿易中，美國對中國有巨大盈餘，所以總體貿易上中國對美的順差，應在1,000億美元以下，而不是3,700億，亦即美國討到的便宜只是前者，沒有後者這麼大。

我一向主張貿易戰需要反擊，但反擊的目的是要挑動貿易戰者受到更大的懲罰，使其將來不敢再胡搞，但反擊一樣會自傷其身，所以要有節制，只要使對方討不了好，又感到痛便可，中國根本不用跟美國一起癲、或不斷加碼。

其實，就算中美兩敗俱傷，我相信中國人比美國人更捱得，因窮慣了；而且因為中國經濟增長比美國快得多，受損傷恢復能力定比美國好。在持久戰中這尤其重要。

貿易戰的一種形式不是抽對方關稅，而是不賣給對方一些重要或策略性產品。買不到想買的產品自然會有損失，但卻可化解。可化解多少要看產品的替代性。例如，不能在中國買到蘋果手機，可用華為、小米；買不到美國大豆可買巴西的，甚或俄羅斯的；這些雖比不上自由貿易，但替代性可大大減低貿易戰的損失。

外國扣着某些戰略性產品怎麼辦？其實中國過去一直都在壓力或劣境下生產高科技產品，例如超級電腦、送人上太空、核彈、火箭、電子支付等等都是無援助及有壓力下發展出來。我問過好些專家，有些芯片中國尚要長期投資才有足夠技術，有些可用還原工程重現別人的技術，有些產品中國有技術造，但自己產品與市場主導產品不相容，造也賣不出；有些產品只要獲得知識產權便可放手去發展，例如中國的企業收購了芯片公司ARM China 51% 的股權，當中便大大有利於中國掌握有用的知識產權。

美國若想靠禁售去遏制中國戰略性產品的發展，很可能會弄巧反拙。既然是處於貿易戰狀態，中國大可不再付錢購買知識產權，用還原工程搞清產品如何生產，大幅增加投資發展科技，都可使中國科技發展更快。而中國工程師人數之多，震驚世界，中國有能力在不少科技領域超越美國。若然如此，勝負便分明了。

原刊於《晴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較早前雷鼎鳴接受建制派媒體訪問，力言中國要以戰止戰，以牙還牙，令特朗普感受到痛楚，他才會收手。對於中美貿易戰，雷鼎鳴數月前亦曾於報章撰文，借1971年姜大衞的《新獨臂刀》，說明美國要遏止中國發展，成功機會甚微。

恰巧七月初，網上流傳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李曉教授分析貿易戰的一篇文章，是他在2018年畢業典禮上的講稿。當中對政治、經濟和金融有跨領域、並且鞭辟入裡的分析，相比之下，雷鼎鳴的講法便太過想當然，說服力顯得疲弱了。

雷鼎鳴在〈假如美國發動貿易戰〉中指，若美國發動大規模貿易戰，中國必定會回敬美國，對美出口到中國的產品施以重稅。中國固然有損失，但美國一樣得不償失，甚至頗為吃虧。但李曉教授從手上的籌碼去看，一點也不樂觀：

「去年，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為1,300億美元。前不久中國自衛性地反擊了美國，徵收美國500億美元商品的25%的關稅以後，川普又下令加徵了我們2,000億美元，然後再準備如果中國反擊，會再加增2,000億美元。這是個簡單的算術問題。去年中國向美國出口約5,000億美元，現在兩個2,000億加上一個500億，他動用了4,500億，還剩下500億美元左右的額度。而我們已經動用了500還剩800億，美國追加的這2,000億，我們跟不上了。如果我們也同額度回擊，不僅是將從美國的進口商品清零，而是負進口了，理論、實踐上都是不現實的。這是美國對中國做出最具羞辱性的行為，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對美國市場依賴太深。」

有趣的是，雷鼎鳴在文章後半部，話鋒一轉，又從美國的立場出發，表示貿易赤字本身不一定有害 —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餘，處理方法不外是儲起來、拿去美國投資或買債券，最終都逃不出美國的五指關。但李教授認為，這個商品美元還流機制，正是中國的悲劇所在 — 中國對「美元體系」產生嚴重的依賴：

「美國人非常清楚，如果我們的美元儲備大幅度減少，那麼人民幣發行的信用基礎就會出問題。還有一點，就是我們賺取外匯的能力也將受到影響。由於中國是典型的『貿易國家』，本幣不是世界貨幣，不得不將貨幣信用寄託在其他貨幣比如美元身上，而且國內的經濟發展、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包括大國外交、『一帶一路』都需要大量資金，因而外匯儲備規模對中國而言格外重要。」

偏偏中國的外匯儲備狀況也不容樂觀，根據李教授估算，約為1.9萬億美元的淨外匯儲備 — 比2013年2.96萬億美元的減少了近30% — 有80%以上是外資企業擁有的，貿易戰若導致三成外資撤走，即總數又要再減少5,000億美元左右。

由於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的巨大實力差距，李教授叮囑國民切莫有盲目自大的情緒，或所謂「智識上的義和團」的傾向。他認為中國人要對過去好多理論做認真的反思，包括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開放的本質是什麼？是我們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開放，或者說是我們主動地加入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去，並因此成為該體系的最大獲益者。」不過，這是有代價的，李教授相當清醒，他認為中國已自然成為該體系風險、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但是發展到今天，美國人認為這個體系讓中國人佔盡了便宜，自己卻吃了很大的虧，不再願意同我們玩下去了 […] 美國不再願意同我們分享他所主導的全球規則和制度安排，這必然對我們今後所有的經濟理論及其研究帶來巨大挑戰。」

美國要打殘對手，意圖明顯，雷鼎鳴在〈中美科技貿易戰誰勝誰敗？〉中卻對中國充滿信心：「搞科技要資源與人才，中國兩樣都有。資源的根本來源是龐大的市場，中國國內的市場在不少領域上比美國更大，巨大的潛在利潤可以提供強烈的誘因促使科技公司多投資在研究之上，而且中國人口眾多，容易發展出大數據的優勢，這些都是中國科技能一日千里的重要原因。」

李教授的想法完全不一樣，他以嚴肅的態度和學者的智慧，向中國的主事者和人民提出三個極需克服的難題：

第一，中國忽視對美國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的深入研究，容易出現誤判，甚至出現錯判。

第二，忽視對美國經濟結構變化的研究，進而對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及其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研究很少，進而缺乏對美國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深入理解。事實上，「中國威脅」是美國近些年來的焦點話題，而且實際上也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共識。

第三，忽視對美國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權方式、機制等問題的研究。這導致我們經常以工業化國家的視角去認識後工業化的美國，以「貿易國家」的立場去對待「金融國家」的美國；相應地，在此過程中又出現了以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的成就來定義自身國際地位的一種幻想。

李曉教授的這篇文章，就像為拆解雷鼎鳴的迷思而設。我們未必要盡信，但至少他本著實事求是的批判精神，向被民族主義沖昏頭腦的人澆冷水，在一個保守而封閉的國度，實在彌足珍貴。相比之下，曾聲稱佔中蒸發3,500億的雷鼎鳴，就未免和民粹主義太親近了。李教授在文章中說：「我們的某些媒體是極其不負責任、不專業的，經常用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忽悠民眾情感」，或者有這個問題的並不限於某些媒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