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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從暴君到藝術家：希特拉論的演變（下） [打印本頁]

作者: Quest 時間: 2018-9-18 21:53 標題: 從暴君到藝術家：希特拉論的演變（下）

本帖最後由 Quest 於 2018-9-18 22:04 編輯

2010 年德國學者 Thomas Weber 的著作「希特拉的第一次戰爭（Hitler’s First War）」聚焦他的從軍生涯，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停戰後他依然在軍中服役，然後加入了政界，由於威瑪共和國由社會民主黨主政，希特拉因而一度在左翼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政府效力。
戰後巴伐利亞陷入前所未有的無政府狀態，街頭暴力凶案不斷，政客經常遇刺，左派政客遭到譴責，反猶主義開始升溫，其中不少左派政客都是猶太人。然後是簽訂「凡爾賽條約」，當時德國（包括奧地利）的政客相信，往日的專制已經崩解，德意志民族符合「威爾遜十四條」，應該賦予民族自治的權力，但是嚴苛的「凡爾賽條約」最終摧毀了他們的信念。
德國接受條約之後，希特拉報名參加陸軍的宣傳課，這期間形成了反資本主義和反猶的強硬立場。負責宣傳課的軍官 Karl Mayr 後來回憶，希特拉好像一隻尋找主人的流浪狗。他發現希特拉富有公開演說的天分，於是請他講課並派他去慕尼黑調查政治運動。眾所周知，1919 年 9 月，希特拉偶遇德國工人黨，在短短數月之間，成功當上領袖並將該黨改造為全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納粹。
但史學界並不完全認同希特拉的「極端化」如此迅速，目前對希特拉的批判重點已經有所轉移：不是希特拉如何接受了惡性的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而是他如何令這些思想發酵，變成德國社會主流。
2015 年德國學者 Peter Longerich 出版長達 1,300 頁的「希特拉傳（Hitler: Biographie）」強調希特拉的演講、組織和宣傳的手段。他通常在演講開始時表現安靜，時而停頓，製造懸念，以測試現場群眾的反應。他經常用諷刺和模仿來娛樂群眾，將情緒漸漸加強直至狂熱。作者稱：「他的古怪風格堪稱可憐，似乎精神失常，同時極度狂喜，明顯未經訓練，但群眾十分認同他這種獨特原創的風格。」戈培爾（左）以「偉大又單純」形容希特拉。

　圖片來源：ullstein bild／Getty Images
有別於歷史上大多數威權統治者，希特拉以藝術天才自居，將政治視作他的手藝。大家通常嘲笑他是一個失敗的藝術家，這只是膚淺之論，政治和戰爭是他藝術創作的延續。德國學者 Wolfram Pyta 的「化身政客和統領的藝術家（Hitler: Der Künstler als Politiker und Feldherr）」是最新添加也最富爭議的一種論述。
將政治視作藝術並非新鮮話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和托馬斯曼早有此論。Pyta 所展示的希特拉，自視為一個超越傳統浪漫化的天才，高高在上的領袖，不必營營役役。這也是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宣傳設計的核心思想，因而他在日記裡寫道：「我愛元首因為他既偉大又單純。」
真正的藝術家絕不妥協，因此他夢想達成不可能的目標。1939 年他「預言」消滅全歐洲的猶太人：「我經常能預言，也經常遭到嘲笑，但我相信，那些高亢的笑聲如今都哽咽在喉，今天我要再度預言，如果海內外的猶太金融家令全國再度崩盤而陷入戰爭，則結果不會如他們所願實現赤化，而是歐洲猶太民族的殲滅。」

I have often been a prophet, and have generally been laughed at… I believe that the formerly resounding laughter of Jewry in Germany has now choked up in its throat. Today, I want to be a prophet again—if the international Jewish financiers inside and outside Europe should succeed in plunging the nations once more into a world war, then the result will not be the Bolshevization of the earth, and thus the victory of Jewry, but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Jewish race in Europe.

希特拉到底是幾時定下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學術界至今爭論不休。但 Kershaw 的觀點漸成共識，即大屠殺是社會上下各層的壓力導致一系列行動的不斷升級，而不需要明確的指令，希特拉的預言即暗示，其他人則「揣摩上意」，各自解讀。
大屠殺的恐怖程度，使之不能與其他慘案相提並論，其實涉及更為廣泛的層面，希特拉所稱的「科學反猶主義（scientific anti-Semitism）」，和法國貴族，種族理論的奠基者 Arthur de Gobineau 以及其他反猶知識分子在屈里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的惡言相呼應。希特拉還認為「領袖民族（master race）」的主導局面應如大英帝國。1900 年代俄國偽造的「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也刺激了納粹的妄想。1915 至 16 年土耳其大規模屠殺亞美尼亞人，鄰近各國都無動於衷，乃至於大戰爆發前夕，希特拉也反問「還有人記得亞美尼亞大屠殺嗎？」事實是納粹幾乎在所有佔領國都獲得支持合作。
史太林的大屠殺和希特拉如出一轍，都是出於報復。納粹德國大規模驅逐猶太人的行動，緊隨史太林驅逐伏爾加地區的日耳曼人之後發生。1980 年代西德掀起一場「歷史學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曾有人提議，納粹的恐怖是對布爾什維克恐怖的反擊；2010 年耶魯歷史學家 Timothy Snyder 的著作「血色之地（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詳盡記錄從德國往東發生在歐洲土地上一波又一波的屠殺案，用意並非兩邊各打五十大板，而是提出更廣闊的幅度去重審這段血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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