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祖國好孩子的澳門「一二．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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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政權移交中國迄今 20 年，據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文藝晚會上評價澳門 20 年來全面貫徹一國兩制。然而，要說澳門「回歸 20 年」，部分學者或有異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 Carmen Amado Mendes 則認為，1967 年，澳葡政府就「一二．三事件」認罪賠償、承認澳門為中國領土後，已失去「對澳門事實上的主權」。
另一名葡萄牙學者 Inês Trigo de Sousa，則在其論文詳細講述澳門殖民地時代與中國的關係。她指，澳門殖民地政府過去完全依靠澳門中華總商會領導人，與中國保持基本經濟關係。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隨即而來的韓戰及美國對中國經濟封鎖，除促使澳門經濟復興外，當地的政治氣氛同時上升，澳門身為葡萄牙殖民地的地位受到公開質疑。加上此前及 1949 年後的戰爭背景下，難民湧入澳門，增加澳門對中國的依賴，以確保各種食物、水及能源的供應。因此，對 4、50 年代的澳葡政府而言，不論誰在北京執政，均必須與當局保持合作關係。
中國官方儘管認為英、葡對香港和澳門的佔領屬於非法，但暫時接受現狀，不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局勢，而是在港澳兩地展開政治戰略，包括建立由中共贊助的政治及經濟組織。在澳門，兩個主要組織分別是對外貿易的南光貿易公司，及對外關係的地方分支機構新華社。其中，新華社充當「在香港及澳門實施中央政策」的聯絡角色。中方的做法，實際上建立了一個能夠接觸澳門居民的本地平台，以書本及小冊子、發放簽證等形式，成為為宣傳中國意識形態與資訊工具。
至於 1949 年成立的南光貿易公司，貿易範疇以外，亦是中國於澳門「間接」存在的代表。南光創辦人柯正平為廣東出身的共產黨員，身兼廣東省外事處代表，在澳門兼具企業家與政治人物雙重身份。在 1949 至 1966 年間，柯正平將中共中央及地區當局的信息，轉達予當地華人領袖何賢，並由後者向葡萄牙總督傳達。
1950 年代，鑑於上述各方以非正式關係處理各類問題，澳門仍能與然中國保持政治隔絕，本地殖民者既過上舒適生活，同時與華人社區相對和平地共處。但自 60 年代起，中國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在澳門顯著增長。1966 年，澳門華人與當地警察之間的衝突，終於發展成為中國與澳葡政府之間的公開衝突。
1966 年 11 月 15 日，氹仔一個社區協會希望擴張學校基礎設施，但未經市政區政府批准即展開建築工程。同日，有市政委員路經學校，發現學校私自動工，決定派警察介入要求工人停工。事件造成 24 人受傷，並逮捕了 4 名協會代表及 2 名華人記者。儘管翌日政府釋放 6 名被捕人士，但無視協會對懲罰警察、向受傷工人賠償的要求。輿論隨之指向殖民政府。一週後，「澳門日報」向當局發出警告，指「假如他們想與華人保持友好，就必須滿足要求。若不懲罰針對澳門人民的殘酷及暴力行為，便要準備承擔後果。」12 月 3 日，示威者拉倒議事亭前地的葡萄牙軍官銅像。　圖片來源：Vanished Archives 1967／YouTube
葡萄牙國家安全警備總署（PIDE）澳門分支機構其後調查事件。當局向里斯本提交的報告，指責時任總督及市政委員犯下行政失當及腐敗行為，因為建築工程的要求被拖延 7 個月未獲批准，且葡萄牙人在澳門慣於收取不當報酬。報告亦提到護理總督施維納 （Mota Cerveira）處理事件有失輕重，加上市政當局無能，令共產主義勢力有機會在澳門散佈混亂。
總督府前的抗議活動每天發生，12 月 3 日，局勢前所未有地惡化。警察出動水炮車，與聚集在總督府前的數千名示威者發生衝突。示威者拉倒議事亭前的葡萄牙軍官銅像、燒毀警車，並開始攻入市政廳。亦有人群沿著大馬路衝向警察總部。期間警察向示威者開槍，又頒佈宵禁令。當日共 8 人被殺，212 人受重傷。事件過後，中國媒體的指責及威脅加劇。澳門新華社於 12 月 5 日發表社論，指北京正在密切關注澳門發生的事件。同日，中國砲艦更停駐在澳門海岸一帶；而在民眾間呼籲杯葛，令總督及其閣員幾乎遭到圍困。
同月 10 日，廣東省政府外事處亦向葡萄牙政府發出聲明，要求接受氹仔協會及學生會要求，立即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道歉、懲罰葡萄牙指揮官、澳門警察及市政管理人員。在媒體壓力及抗議活動下，示威者的「叫價」不斷上升。到 1 月份，人們普遍呼籲罷免總督甚至殖民政府。1 月 10 日，「澳門日報」頭條寫道：「在與葡萄牙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我們推倒了高牆。」在連串抗議中，人們呼籲拒絕向葡萄牙人提供或出售食物、水及燃料。
別無選擇的總督，最終只能接受要求。1 月 28 日，終止衝突的協議條款終於敲定，該會議由澳門中華總商會主持，總督嘉樂庇（Nobre de Carvalho）、學生會及氹仔協會幾名代表，以及代表中方利益的柯正平及何賢均有列席。在「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中，澳葡政府向 11 月 15 日及 12 月 3 日事件遇難者及其家人作經濟賠償、懲罰氹仔事件涉事人員、解僱有關警察。同時，政府同意徹底消滅國民黨在澳門的組織、遣返國民黨人、逐步淘汰葡萄牙駐軍。最後，總督更作正式及公開道歉。翌日，嘉樂庇派員前往珠海拱北，與中國簽署了一項議定書，規定澳門政府即日起，將通過澳門中華總商會，遵循廣東省外事處的政治建議及方針行事。
「一二．三事件」過後，殖民地政府意識到，僅依靠南光公司及澳門中華總商會與中國當局打交道，已不足以保證其在澳門的地位。同時，南光及總商會則獲得對殖民政府更大的控制權。柯正平及何賢便成為澳門的影子總督。儘管葡萄牙名義上仍保有澳門，但「一二．三事件」後，已使中國在澳門的政治實力得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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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可不可以「打造」為一個國際金融區？答案是：如果可以，上世紀的葡萄牙人，一早就做了，而且已經與英國人領導的香港並駕齊驅。

為什麼葡萄牙人做不到？除了地中海民族喜歡享受，打造了澳門華人悠閑懶散的基因，葡萄牙行的是大陸法，而不是英美的海洋普通法。
倫敦、紐約、殖民地香港，之所以能成為貫穿全球的國際金融城市，因為三地皆行英國為首的普通法。英語世界文化，法律思維縝密，法治管理完善，英國人給你香港留下來的法官、大律師、律師隊伍，雖然二十年來不斷受到中國農耕思維的侵蝕和滲透，但這座理性的長城相對仍然穩固，令阿里巴巴最終也不得不選擇在前殖民地的香港上市。勿迷惑于義和團的民族情緒叫囂，認清現實真相，只有兩大脈絡：一是若有得選擇，中國人的那對腳，往那裡跑；二是若有得選擇，中國人的錢，會向何方流。

葡萄牙經營了四百年的澳門，殘餘那一點薄薄的西洋體味，當然也有一定的「先進性」。但澳門的法治不行：許多法官，持有中國大陸的所謂法律學位。澳門也有四成人口為二十年來的中國移民，而且大量來自福建。如此人口結構、知識水準，種種Logistics所限，美國人來開幾間賭場，金光閃閃的霓虹燈、北姑、按摩加當鋪，可以裝點為一個中國式的泡沫消費城市，但一個國際商務港是要內涵的，澳門無法搭撐起一個國際社會共同認可、有契約精神的國際都會雞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