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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0805/16577036
或許,李怡沒有錯信共產黨的,是那最初的信念: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個人要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一個政權要否定自己,是痛苦加困難。70年代從左派作家變為反共文人,現為《蘋果日報》專欄作家的李怡先否定自己,再否定中共政權。如今,他走了一條忠於自己的路,但共產政權所締造的謊言國家,在他眼裏,已無去路。
「為甚麼我的眼睛含着淚水,因為我愛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在1936年抗日戰爭前出生,從抗戰、太平洋戰爭到內戰,李怡處身在中國的苦難中,自小思想成熟。「我父親很愛國,日本炸廣州,他第一個帶着攝影隊去報道日本人攻打中國的情形。」12歲以前,他跟父親過着戰爭的生活,在桂林參與抗日,後來到了上海,經歷過被機關槍掃射的險境,後來又避走北平。人與國家,一起從苦難中走過來,相愛,變得自然。
因為國共內戰,李怡12歲來港居住,從來沒有在共產黨管治下生活過,卻跟它千絲萬縷。母親曾把弟弟及兩個姑姐送到延安學習,結果,三姑姐在「搶救一個人」的鬥爭運動中被鬥死了。而他的叔叔李剛,與現時中聯辦李剛同名同姓,也曾是對方的上司,曾官至文化局局長,屬副部長級。當年文化局收到「李剛」信函,總會先交給較高級的叔叔過目。
李怡近年把社論及短文結集成書,頗受歡迎。
曾信共產主義救中國
李怡與中國的關係,憶苦思甜,抗戰苦難之中,他與當時很多人一樣,都相信共產黨可以救中國。「當年解放軍入廣州,沒有騷擾人民,都睡在路邊。」他說爸爸沒有加入共產黨,但1948年來港生活以後,卻把他從最初入讀的培正中學轉送香島中學讀書。香島五年,正值50年代初所謂新中國建立之時,左派中學裏有沒有洗腦教育?
「是愛國教育,左派教育。那時候的老師,多是抗戰時在廣州反對國民黨的學生,有理想,認為應跟着共產黨走。」相距半個世紀的愛國教育,對李怡來說,歷史背景與意義很不同。
「不可說當時洗腦。牟宗三說: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40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無見識。那時候,追求平等理想,信共產黨可帶來平等社會,但後來變化,有洗腦成份,因為他們把共產黨變成永久性的權力,變成絕對的權力,用各種方法講意識形態,講社會主義思想,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變成絕對真理,與權力結合起來。」
他記得,那時候香島的老師,不時會請學生在上課時間到教員室,做愛國思想教育工作。
「所謂洗腦,是你對自己的天性產生懷疑而去服從政治的傾向。洗腦是多少帶宗教性,我沒有盲目,縱然感情上以國家為先,可以犧牲一下自己。」
「你當時愛共產黨?」
「是,愛那個政權。」
「排斥國民黨?」
「那當然。當時整個社會是左右意識形態鬥爭的社會。除左報,大多是中華國民報頭的。」
「但你當時不覺這是洗腦?」
「是自己一個人的信仰,亦因為受愛國主義教育,也因為有戰時的經歷。」
「這樣的背景這樣的選擇,有沒有對錯之分?」
「那時代,進步的知識分子,有理想有追求。感情上相信,當時的道理是對。啊,不是說要反對一黨專政嗎?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當時國內有很多民主黨派,「章詒和寫過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九三學社,都是國民黨的反對力量,他們有人當了人大常委,章詒和爸爸章伯鈞也是部長,1957年,反右,他們角色沒有了。所謂民主黨派,已滲透了好多共產黨員,其實是一個黨,外表是三權分立,實際是三權合作。」
李怡中學畢業以後,到了左派機構香港上海書局先任資料員及任編輯。當時中國大鳴大放,很多知識分子寫了很多批評中國的書,李怡浸淫其中,也寫哲學及社會學初階書籍。他真心相信,當時的中共政權會為社會帶來希望。後來,反右運動來了,那一個年代,很多人跟中國的關係,都變成段段苦戀。因為,國家沒有變,有些人沒有變,一個政權在變。
在早期的左派機構,李怡是少數抱獨立思考的人。在一次韶山思想學習團,起了洗腦疑惑。那次參觀,是要說明,中國農民革命,都依靠貧下中農。但毛澤東住的幾間屋,擺明是富農。李怡問講解員:「他(毛)住的屋子,好像不是貧下中農吧?」講解員立刻回應:「你不可以替毛主席定階級成份。」李怡噤聲,但腦裏反彈。
李怡認為,愛國的基本條件,是政府應由人民授權,憲法保護個人自由及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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